这本小册子所述及的主要事件，经历于1956年到1978年。为保持历史的真实，这里所用的骨干素材，全部引用于那些年所写而近年才陆续“回归”的文字材料。其后，以及当前，笔者的所思所言，几乎概未述及。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流行的词语，如“真理标准”、“不正之风”、“封建法西斯”等等，也一律不用。
    曾有人问我：“自从你觉得‘神化与特权’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主要的危险之后，你沿着这根主线所进行的多种思考，终于被历史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请问：你当初是根据什么理论分析预言的？”
    我的回答是：思考这类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修养。因为一般人都会程度不同地懂得，不论古今中外，也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一个国家的具有巨大权威的掌权人，一旦极端自信，极端专横，极端粗暴地践踏舆论，并把其统治下的人民，只当做其实现某种欲望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其结果必定如此。
    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人比我看得更深刻，思考得更周密。只因为他们具有高深的涵养和明智冷静的头脑，才没有鲜明地直抒己见。而我，只不过是个被人称做“冒失鬼”和“炮筒子”的人，“心里有话存不住”，比那些真正的有识之士早说了一步而已，并非我比别人高明。
    又曾有人问：“你对‘反右派’斗争怎样看？今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斗争？”
    我的回答是：这说起来比较复杂。
    根据我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和在监狱与劳改队中十四年的长期观察，“右派”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不少人的所思所想并非国家大事，有的则完全是个人的‘小九九”。他们之所以也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多半因为个人的工资、级别待遇、住房及其他生活小事，发表了一些对顶头上司不满的言论；或因为与领导发生了口角，说了些过头话，从而被拉上了“反领导就是反党”的这条线上来的。
    另有一些人，即便原来也发表过一些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在严酷的境遇中经不起考验，也程度不同地露出了凶残、冷酷、阴险的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右派”们被纷纷“改正”时，社会上不少人笼统地认为“右派”们都是“好样的”，是有“先见之明的”，是“敢于抨击时弊的英雄好汉”，等等，我以为实在是一大误解。
    但是尽管如此，原先给这些人扣上“右派”帽子也是不对的。不管有些人原来就是怎么不正经，甚或真地对党对革命怀有“对立情绪”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鸣大放中放出了多少支“毒箭”，但那毕竟都是在我们党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并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无罪”的保证后，人家才出来说话或张贴大字报的。后来统统给人家扣上“右派”帽子，就是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有损党的信誉，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虽然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给人家“改正”了，还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这显然是不明智的。
    据廖盖隆等人所编《当代中国政治大事典》统计，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有55万余人，这就是说，还有未被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
    另据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披露，“反右”后20年内陆续被摘帽者多达552973人，其中被改正的达552877人，用552973减去552877人，只有96人未被改正。假定这96人是真正的必须整顿的“右派”，那么用552877除以96，等于“扩大化”了5759.1354倍。
    由于坚持这“只是扩大化”了的“必要论”，因此对“右派”问题的平反一律用“改正”而不用“平反”一词，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
    既然是“错划”，那就应该平反，就像对“文革”中被整的人以及在“反右派”前后各种“运动”中被“扩大化”、被“搞错了”的人一样。
    许多人在“文革”中或“反右派”以外的各种“运动”中，被当作“敌人”、“叛徒”、“走资派”、“大老虎’等等往死里整，这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出于某些人的险恶用心，固然应该被平反，但其中有些人确实也有男盗女娼、贪赃枉法或大搞特殊化官僚化的行为，对这样一些人，都能彻底平反，为什么对只是说了几句话或写了一两篇文章的所谓“右派”，却非要留下一条尾巴而叫做“改正”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
    再说，对1957年提出的观点经得起现实与历史检验的“右派”的平反，也一律叫做“改正”，就尤其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了。
    当年把很多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往死里整的“高手”们，至今还没有悔悟到过去整同志整错了。其中绝大多数人，哪怕装腔作势地向受害的同志表示一点儿歉意，都还做不到。有的人甚至还洋洋自得，对当年受他们迫害过的同志立目横眉，以“历来紧跟党的路线”而自诩，却不去暗自思量过去哪些“紧跟”是对的，哪些“紧跟”是跟错了的。
    在这种气氛中，尽管绝大多数中青年意气风发，在灿烂的理想之路上向前奋进，但也不乏若干“后来者”颇有甘愿从其“志同道合”的前辈中承受那种衣钵的“勇敢举动”。一有风吹草动，这样一些“老中青”往往都擦掌摩拳，大喊“全线出击”，颇有“反右派”、“反右倾”、“反击右倾翻案风”又来了的劲头。因为这种“表忠心”最容易向上爬，根本不需要什么真才实学勤奋上进，而只要昧着良心就行。
    同时，几乎祸及全国的恣意倒买倒卖、任意提高物价、敲诈勒索、买官鬻爵、任意湖吃海喝，以及其他种种恶性侵害和挥霍人民血汗成果的所谓不正之风，至今仍然常兴不艾。不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下了多少这不准那不准的文件也白搭，以致于有人说了这样一句歇后语：“中纪委文件——纸上谈兵。”
    究其实，大凡敢于明目张胆地搞这些黑社会行当的，几乎百分之百都是手握实权或背后很有“来头”的人。陈希同—王宝森集团就是一个例子。在日常，他们能够“虚怀若谷”地容忍别人对他们说三道四么？虽说像过去那样铺天盖地的大规模“反右派”运动不会有，但局部的、小规模的、甚至只是“个别教练”的，则不仅会有，而且压根儿几乎就没断过线。
    所有这些现实的存在，也还是很值得人们提防的，不宜把枕头捆得太高。林放同志的警世之作《江东子弟今犹在》，是很值得不甘浑噩度日的人们不时咀嚼回味的。
    以上这些，就作为结束这本小册子时的赘言吧。竭诚欢迎来自任何方面的批评指教。
    一个人，对如许敏感复杂的问题的思索，不可能都是非常中肯或较可人意的。多少真正伟大的人物尚非都是完人，何况我这样的人。
    1978年12月26日至1988年1月27日
    初稿于北京房山岳各庄
    1988年2月27日至3月3日改于北京戴氏蜗牛居
    1988年11月24日至12月19日再改于戴氏蜗牛居
    1997年2月19日至6月11日充实定稿于戴氏蜗牛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