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9日，蒋介石写信给“红军之父”托洛斯基，其中大意有“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23日，蒋介石会见托洛斯基。可以说，托洛斯基是蒋介石在苏联遇到的他认为最值得尊敬的一位领导人，蒋介石认为托洛斯基“慷爽活泼”，对其很有好感。但同样在外蒙古问题上，托洛斯基亦含糊其辞。蒋介石在给他当时的妻子陈洁如的信中说：“我向他（托洛斯基——笔者注）提到将外蒙归还中国的重要性，但他对此不予置评。”
    托洛斯基尚且如此，以强硬着称的斯大林自然更不会松口。蒋在蒙古问题上察觉到俄国人的野心，对自认为是民族主义者的他来说，确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也由此得出苏联决不可信的结论。
    他后来在给孙中山的《访俄报告书》中则直言不讳的指出：“他们想使东北、蒙古、新疆及西藏各自成为苏联之一部分。”
    其二，则是苏联部分官员对孙中山极不礼貌。
    此事最终的直接影响是，蒋不仅因此而对苏联的合作诚意大起怀疑，在其上孙中山的《访俄报告书》而且连带对共产革命的方法产生厌恶，最终蒋在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对中共颇不感冒。
    1923年9月7日，蒋介石拜访了俄共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听他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及建党情况。拜访回来后，蒋介石在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工人接受革命之煽动；二是农人亦然；三是准各族自治，组成联邦制。”在国家建设方面，他认为苏俄“有三点显着现象：一是儿童教育严格；二是工人皆受军队教育；三是小工厂租给私人。”
    此时的蒋仍对苏联羡慕有加，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蒋介石发表演说，首先称赞“红军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勇敢、最强大的军队”，他接着说：
    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但你们还没有消灭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你们要准备同他们决战，因为你们要在其它民族的帮助下完成这一事业。请记住，每一个战士的义务就是牺牲。要时刻准备为你们的事业去牺牲，这就是胜利的保证。
    我们是革命者，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我们是军人，我们是战士，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
    蒋介石表示：“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当我们回到中国人民那里时，要激发他们的战斗力，战胜中国北方的军事势力。”
    离开军营时，蒋介石等被红军战士抬起来，轻轻摇摆，一直抬到汽车前。上车后，蒋介石等仍然非常激动，不断赞美红军战士的“精神”和“热情”，认为这是他们在其他任何一支军队中都没有见过的。蒋告诉全程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印象非常好。“他们所有人——指挥员和战士——并不是首长与部下，而像是农民兄弟。” 苏联方面负责陪同的官员在给上级的绝密报告中如此描绘蒋介石参观红军团队后发表讲话的情况：“情绪很高，也很激动，讲话时充满着热烈而真挚的感情。他在结束讲话时几乎是在吼，双手在颤抖。”
    但另一方面，蒋对俄共及中共都开始产生怀疑心理。1924年，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廖仲恺，说：“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中共为正统，而不是国民党。这是蒋所痛恨的关键地方。
    由是观之，蒋之一生所致力于“反共”大业，即由此刻开时。蒋介石在返抵中国后，虽然为了配合孙中山的政策，发表诸多支持共产党以及国共合作的言论，但也曾在致函廖仲恺的信件中，严词批评联共政策不当，为日后孙中山去世后，与共产党翻脸埋下导火线。此际的蒋虽然已经锋芒毕露，但却身无长物，若无机缘，则其雄心大志也只能湮没无闻。
    蒋之苏联之行，学以致用之最关键一点，大约是“一党专政和专制”。1926年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称“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我们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
    蒋介石随即等到了一生中最佳的时机，这就是黄埔军校的创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