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逼秦击缶，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两个慷慨美事。
    但是，这两件事的功劳到底有多大，实际价值对赵国到底是多少，还是主要对赵惠文王本人有价值，这两个成就有多少是当时“秦赵欲交欢”的国际形势所根本促成的，还是蔺相如本人机智勇敢所至，蔺本人的成分到底占多少？蔺相如的这一切高危险的玩儿命行为，会不会促成秦赵相打，事态扩大，那时后果将有多严重？所以，它是功是祸，是该表扬还是有该批评？关于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因为他是赵惠文王身边的人，保护了赵本人的面子和手上的爱玉，就被封为上卿，而为国家争城立功的人却到不了这个级别。这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身边的人因为离的近，贡献也就突显得大。这大约就是管理学中的发光体效应。
    难怪廉颇不服气。
    蔺相如的“成就”，细想想，并没有明确地为国家做出什么。和氏璧，那是赵惠文王的私玩，跟国家没有任何相干，蔺相如完璧，赵惠文王私人可以奖励他，但不应该拿国家的官儿和爵位赏他。而渑池的事，蔺相如的行为也并没有为这次盟会改变什么，中间虽然争了面子，但会中和会后也没有为赵国获取什么，但回来就受封上卿，直升将相，这是不是太大方了。从前鲁国的曹沫和孔子都有过盟会勇逼敌国之君的壮举，并且为本国带回了大片土地好处，但也没有就被封为上卿。
    司马迁说：“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司马迁特意强调“赵惠文王··以为···”，那大约是这并不是“赵国人以为”，也不是“我（司马迁）以为”，大约对赵惠文王的做法，也隐有微辞。
    后来他记述的蔺相如的事迹，不过是“后四岁，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 实在是个虎头蛇尾让人气沮的记录，走到河南南乐（平邑）就断了。我量了一下地图，这里离开邯郸仅90公里，几乎刚出国境吧。蔺相如之不善打仗，固已甚矣。而同期的三年廉颇则连下齐三城，破齐一军。
    蔺相如在大街上躲避廉颇，固然是出于大度，也有是出于心中对自己受上卿爵的自愧吧。
    总之，蔺相如的勇气可歌可泣，但是否该封上卿，直升将相，值得商榷。我们想想毛遂，毛遂按剑逼楚考烈王，从楚国搬来八万救兵，解邯郸三年之围，威风和客观功劳何在蔺相如之下，但也没有因此就封将相。而蔺相如不过是替主子保住了一块石头和渑池会上没让主子太丢脸。
    法家讲究计功受封，要看的到你的物质化的功劳，才有封赏。即便是以口舌为劳，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客观的收益才行。譬如张仪、范雎这些擅长口舌的人，都是为国家增城进土了，才受封列侯（相当于六国的上卿）。否则就是赏罚不明。
    外交官通过联络结盟，或者其他手段，然后军队再行动，最终促成了国家从外面获得了土地（比如甘罗），这就是他直接或者间接为国家带来了事功，就应该封赏。甘罗因此也当了上卿。而蔺相如的外交行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如果外交官没有事功，只是一般表现好（像蔺相如这样），但没上升到转化为事功的程度，那可以有奖赏，但不应该到上卿这个爵位。
    当然，我这里不是怪蔺相如不对，我是怪赵惠文王赏罚随意。
    赵惠文王赏罚不理智，这倒没关系——反正我们原也不指望这些世袭君主有多大能水。但蔺相如应该力辞“上卿”这个高爵的封赏。他没有力辞，属于不智。但受封之后他能保持低调（躲避廉颇等人），也算是能亡羊补牢，免乎于难，有智者也。
    下面说说蔺相如当了相国以后的表现。如果司马迁讲誉的是蔺相如的勇敢，那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是拿上卿相国的岗位职责去评价把蔺相如，他的表现并不好，达不到苏秦的水平和功业。能和秦国的魏冉、齐国的孟尝君等等相比，其业绩和对诸侯的影响，都不如也。甚至在赵国内部，作为相国，蔺相如的业绩也比不上别人。
    在《史记》上，找不到蔺相如担任将相后的任何事迹，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也没有提到过他。查《战国策》，也查不到关于他的一个字。作为一个大国之相，他的前任后任都在《战国策》中有表现，而他一个字都没有，这是故意遗漏，还是原本乏善可陈。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相国或外交家，为什么在《战国策》中只字无提。先秦诸子和汉朝人中的文章中，也不曾把他列在一个贤相的名单上去引用。
    看《史记·赵世家》，从蔺相如拜相，到赵惠文王死的十三年间，赵国内政外务上活跃的人物，是廉颇和赵奢，赵惠文王在遇上大事阙与之战前，甚至都没有召蔺相如讨论。赵惠文王死后，主事一手支撑赵国的是赵惠文王的老婆赵太后。在整个这一时间段，关于蔺相如的事情，只有攻齐至平邑不果一条。
    司马迁最后给蔺相如下的赞语里，说来说去，只有一个面对秦王的勇字，此外就再无别的字了。而对于一个上卿而言，这是不够的。
    大约蔺相如毕竟无功，以及官场倾轧，蔺相如的将相位子其实大概维持得极短。
    蔺相如在相国的位子上无功，倒不一定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能力不行。赵国是个讲血统的地方，贵族政治色彩浓厚，政坛是贵族世家把持。蔺相如，布衣出身，没有家族势力背景，又是火箭上升提拔来的，肯定日子不好过。没人买他的账，谈何立功。不被贵族们挤下去就不易了。
    如果赵惠文王不是心血来潮，一下把他提拔到这么高，他也就不会在贵族政治下的赵国政坛，成为众人可能的眼中之刺。立功和发展，大约都更加稳健。
    这样的错误，秦昭王也犯过，那就是对蔡泽。
    两个人材，因此就被摧折了，因为过快的不恰当提拔。
    总之，蔺相如在相国位子上，功业不如苏秦，也比不上魏冉等人。
    从作出事迹的结果来看，蔺相如如何与苏秦相比？蔺相如有催动五国之兵攻秦的能力和事迹吗，有创造条件攻灭大国宋的事迹吗，有攻破强齐的表现吗，有力挺燕国的结局吗？都没有，只是保住主子私人的一块石头，喝令秦王敲两下缶，说白了，这不过是一个保镖的份内之事罢了，赵云的职分罢了。你硬把这个保镖挪到相国的位置上去，就像把陈永贵硬从大寨调到国务院副总理，他结果干不出东西来。蔺相如到了相位上确实什么都没干出来！
    我们传统理解里把蔺相如定位成了贤相，这是错误的，虽然他有很大我们值得学习的东西，但错误的理解和定位我们也必须纠正！
    附录三 “革命者”还是“义士”——论荆轲
    下面我们说说什么是“义”。
    “忠”这个字，好理解，就是听老大的话。
    但是，老大没发话的地方，该听谁的话呢。
    一般中国人，就听“义”的话。
    所谓“义”，就是一般的道理和正义。比如说，震关西欺负卖唱父女，这是不合一般道理的，是违反一般做人做事的情理的，鲁达出于“义”气，就暴打不平了。鲁达就是“义士”。朋友和弟兄受了难，有本事有才干的人受难了，你都要去帮助，这是一般情理，所以关羽就去搭救被缚住的张辽，这就是“义”。所谓见义勇为，舍生取义，都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是讲忠和义的。
    同样，燕国的土地和民众，一草一木，都是燕王族一直属有的。而秦国人跑来抢，抢人间燕王族既有的东西，就是不合一般道理，可以归为不义之举，抢的是不义之财。于是荆轲看不惯了，在燕太子丹的“反复请求”下答应帮着燕王族，去维护它即将失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荆轲是个“义士”。是个按照一般道理去做事，去帮燕王族的义士。易水之滨的荆轲山，有荆轲的纪念古塔，上边也写的是“古义士荆轲里”，这个定义是非常恰当的。
    但是，不义的事（譬如秦国抢燕王族的东西）未必是不革命的事。义士也未必是革命者。
    不可否认，六国王族为了维护自己的既有统治权和生存利益，对秦王族进行抵抗，这是顺理成章的本分之事。但未必防守一方就必定是革命的一方。
    “革命”，一定得是你所代表的东西比你的革命对象更进步、更革命、更符合历史潮流。荆轲所代表的燕国王族，比秦王族更进步更革命吗？
    荆轲刺秦王一事，从根本上说，到底是不是“革命”呢？我们可以认定荆轲是义士，但他到底是不是革命者呢？
    这个问题恐怕谈起来费很多口舌，而且涉及如何看待和评价秦人的历史地位。
    秦王国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确实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是残暴的。但中国的改朝换代，又有哪些是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的呢？刨出这个手段的残酷性不讲的话，秦对列国的“入侵”，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对主权国家的“入侵”，而是秦王族对于六国地区的既有统治王族的打击和取代的过程，是对不同王族势力的私有财产（土地城邑）的侵夺，是权力阶级们的重新洗牌。后来，秦末的人民起义和复国运动，更主要的也不是恢复那个“国家”，而是恢复那个“王族”的权益。
    其实，这种其它王族对某一王族的取代，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春秋时代有无数的小国，一个个只有一个县城大。齐桓公就灭了几十个。这个被灭的小国的人，如果起来去刺杀齐桓公，这种行为应该算是什么呢？是不是该叫“革命”呢？
    同样就像在西方，当一个旧的王族或者统治形式，被新的王族家族或者政体所取代，都会有一些遗留者，出于报仇雪恨和对旧家族的忠诚，与新的统治者战斗。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人以及荆轲这种为了忠于旧王族旧家族，而拼命对抗新的王族统治者的人，叫做“义士”，而不是“革命者”！
    “义士”，是出于一种对某势力或家族的忠诚，而行动的，它有它的美和历史文化价值。荆轲由于长期接受田光、太子丹的“顺适其意”的笼络（从物质上到精神上），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客观上荆轲都对太子丹不可避免地负有了尽忠诚的义务。他最后出于这种忠诚义务，为了太子丹的家族利益，拼命西行，冒死入秦，不问成败，这是一个典型的“义士”，是有他可贵的人格的。
    而“革命者”的定义，应该是新的一种革命进步的政治力量中的推进者，才是革命者。比如秋瑾女士是革命者，她当时是代表着进步的东西，她要推翻腐朽的满情王朝。燕国和其它六国一样，行的是腐朽的贵族政治，他们去进攻和取代领先的职业官僚政治的秦国，难道是革命吗？显然不是。
    秦王国，代表着进步的政治力量，秦在政治体系上的进步，前面已经有目共睹了。吕不韦、李斯、范雎，他们所致力于的事情，是相对更进步和革命的，他们取代腐朽六国贵族的努力，可以成为一定意义上的革命者。
    荆轲也就因此称不上“革命者”了，他可以算是终于燕国王族贵族的“义士”。
    总之，荆轲不是以“代表着志士仁人奋起反抗暴秦的革命者”为其属性，而是以“报效和维护燕太子丹家族的义士”为最大特征。
    还有一种革命者，是出现在反抗异族的入侵的过程中出现的。比如刘胡兰，我们说她是革命者。
    但是，秦国对于列国的入侵，并不是异族入侵。秦国的人种，和六国都一样。秦国这个地区，甚至还是大周王朝最初几百年所定都和活动的地区。秦对六国的攻击，不是异族入侵，即便放在当时的背景下看也不是。它是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打击和夺取其土地权力乃至最终替代的过程。它和六国各自历史上都曾经不断吞灭几十上百个小诸侯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对各个小诸侯王族的兼并取代过程。就像吕布抢袁绍的地盘，或者刘表抢孙权的地盘，它升不到一种“入侵”的水平，而是一种土地、人口、统治权的再分配。
    我们有理由把战国七雄这种周天子下的割据局面，和东汉末年的“魏、蜀、吴”三国对比。魏国、蜀国、吴国之间的混战，很难说出谁打谁，算是革命的，谁打谁，算是不革命的。他们是三姓集团的战争。同样，战国七雄的杀伐，也是七个王族之间权力争夺和再分配的过程，其中难说谁对谁算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相比之下，由于亲王族代表的政治力量和结构体系，更加进步和领先，它对六国王族的进攻，是相对最具有“革命性”的。
    我们说，燕王族有权力对意图进攻和取代它的秦王族进行抵抗，我们不能要求它们都像刘禅一样主动开城出降，去“顺应历史潮流”去。荆轲作为一个义士参与进这个抵抗过程中来，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乃至也是慷慨可歌可泣的。但是，就像我们不能认为燕国刘禅的投降，是如何如何的卖国求荣与反动行为，我们也不能就说燕王族（含荆轲）的抵抗是多么多么的革命而秦的进攻又是多么多么的反革命。
    秦帝国在建立以后，从秦二世暴政开始，它是走向了反动，人民推翻它，那是革命的行为。但是，秦帝国后期的表现不应该影响到对它前期的评价。秦帝国在缔造过程中，秦王族对六国王族的战胜和取代，是以进步的政治取代腐朽的贵族政治，它并不是反动的，它是极具进步和推动历史正面前进性质的。而且，退一万步讲，它也是推进了中国历史的统一进程的。
    总之，把荆轲称为保护燕王族既得统治地位的“义士”，比“革命志士”更准确贴切一些。
    潇水自传——代后序
    我从前不是学历史的，虽然几次听过中国古代的课，但那是因为走错了教室。我想，研究历史是顶不落好的事情，就像孔乙己先生研究回的四种写法，没有人理他的。我的经历里似乎也一直和历史无缘。
    我是七二年出生的，时逢四月，正是春天，外面有山坡树林河水，但我家里却没有春天，我爸爸是个没落的“士”，阴沉沉的，想让我守住春天，于是我就叫守春了。这个名字有点俗，好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有比我更俗的出生了，那就是守冬（咳咳，我的二弟啊）。
    我四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闹了著名的地震，暴雨如注，当时我爸——作为一个没落的士，用竹竿挑起床单四角和雨搏斗，合家避雨于床单下，四面雨线滂沱，大有诺亚方舟之感，几乎就是尧末期那个样子吧：大雨滂沱，洪水汪洋，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后来，朝里传来消息，“四凶”被革命老干部拿着手枪，抓起来了，天下才恢复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节奏，文革也才结束了。也改革开放了。
    我爸似乎也不那么枯燥了，但似乎仍没捞到什么好处，反倒职务更没落了，工资还是很低。不管这些，随着发育，我的脑子清醒了许多，开始上小学了。
    我的小学是个小地方，里边都是当地庶人的孩子。我们老师是一个扎着“羊犄角辫”、挽着裤脚、脚腕上边带着泥（因为我们那里是山村）的农村女生。她在小黑屋里走来走去，拧坏孩子的耳朵，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因为她被坏孩子气到了。屋子里的气氛比较符合沉闷的七十年代尾巴，还有墙上的大字，这么多年来，一直默默地注视和蹂躏着我。
    还有一个女老师，严厉得象个女巫，念几句咒就能偷着把小孩子变成桌子腿儿或赖蛤蟆。她叫我们一起背诵名词解释“山顶洞人”“贞观之治”，一个虚词也不能错，她就站在背诵者的身旁，好像狼外婆或者灭绝师太一样。当时课堂上背得最流畅的人，长大以后都再也不看历史书了——因为兴趣早都被灭绝师太灭绝了。想到历史，就是和童年受虐待相联系罢了。而且觉得中国历史上没有好人，除了一两个商鞅、王安石之类的改革者，其余就都是万恶的统治阶级了。其实，一个国家不管多么进步，都会有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不管多么进步，也都要收税。奈何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收税就成了剥削了呢，而我们就要那么仇视他呢？
    总之，中国的老祖宗和文化遗产，经过我们的历史课学习，终于全被否定了。我们都赤贫光着腚了——当然是指精神上。
    期间我们也做实验，使用砝码还有大老介（就是蛤蟆），给它开膛。同时测出了我的血型是B，此外就没有什么心得，只是死背书罢了。
    我到了大学，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却不甚好读书，人变得愤世嫉俗，甚至留了披头长发，爹来学校时被迫剪短。由于考试成绩不高，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我铤而走险，跑到北京大学去散心。北京大学有一个女孩是我老乡的同室，是江南人，就是一说话就笑的那种，一米六五，正好合我的鼻尖平齐（根据目测）。
    我跟她们一起去假装听课，当然我主要是看她。这个老师很坏，总是让她翻译最难的部分，而且讲的都是我们出生以前的事情，譬如郑国的城门叫什么之类的，讲书的名字叫《左传》。学生们鬼鬼祟祟，这老师也蔫得不行，估计是为分房子的事忧心忡忡。总之没有什么心得，倒是窗外他们文史楼屋檐一带的雨燕，常在阴天里翻翻地结队飞翔，好像很有一点意思。
    后来，我就不再去北大听《左传》了，因为那个女生，跟我在湖边说了好些言不由衷的话，把我气得，惹出了士的儿子的愤怒了。我就假装吃醋，再不去北大了。她也并不来找我。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样了。而那个老师，到底分到了房子没有，也不知道。
    后来我就毕业出国了，经常在新泽西州立大学的池沼高阜散步，看见外国夜空里的星光烂漫秀远，而北大那个女生，也渐行渐远渐不能思想了。
    有时候，在国外我也会翻翻手边的《左传》，这是从北大跟她听课的班上带来的。书上这些古文字，就像中药一样，对于留学异国的人，大有镇定止痛、益肾养颜之功效的。我特别反省了自己的人生历史，我认识到，如果当初不意气用事的话，现在也应该跟她比翼双飞，实现小康了吧。
    一边回忆着她，一边翻看着破旧的《左传》。我把她没有翻译通畅的部分，反复诵读，琢磨理顺，全部搞定，并且带着对她的迷茫的怀念，假装写起了，就是《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正是叙述《左传》所描述的春秋时代。我希望借着写它，和已逝的青春景象遥相张望，和已失的她的青青衣衫，仿佛重看。
    《左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比较笨，西方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而这时的中国人还抡着青铜武器，用很讲礼数的奥运精神在打仗呢，所以我把春秋时期冠以“青铜时代”的名词。插一句的说，所谓中国五千年文明，其实大有水份，如果以青铜器、文字作为文明肇始的标志，那么中国最多是商朝中叶进入了青铜时代，充其量只有3500年文明迄今罢了。
    春秋时代的五位霸主，因为脾气好，打仗讲礼数，所以被我形容成颇有古风的恐龙。当然晋文公是个例外，他的贵族气不浓，因为流浪的时间长，心理变态也较多，所以有刘邦的风格，小资情调少一些，市井机巧多一些。于打仗没有不耍奸的。孙武子后来把他的著名战役“城濮之战”的打法，总结提炼出“以正合、以奇胜”的新军事理论——所谓“兵者，诡道也”，至今在商海里还被人津津乐道。
    后来我又写了《青铜时代的蜥蜴战争》，这些大蜥蜴们没有春秋霸主的古风了，主要擅长在泥塘里打滚，其中尤其夫差、勾践的故事最为令人目瞪口呆。
    由于忙着写东西，耽误了申请绿卡的正经事。到了临近2000年的时候，我拒绝掉了资本家的低薪聘请，回到了国内，在北京一家枯燥的技术公司里假装当了一个人事经理。
    伴随着自己的迁走流离，手稿烙下不同时期我的心绪，时而文辞清扬，时而牢骚吹贯。回到北京不久，我就听说她（那个北大女生），嫁给了一个31岁的老外。参加宴会的人向我转述，俩人正是中西合璧、郎才女貌的一对儿，Yeah！而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空气污染严重，治安问题多多的北京五环外远郊地区、家徒四壁的（当然四壁之间有一台电脑）我的住处，假装看古书呢！身边并无佳人斯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长此以往，我想这对我的身心健康无疑将非常不利。而卡拉OK的高嗓，“爱情两个字好心苦”的情歌，又时时在晚间唱起，打扰着假装写作的我。
    我于是以受了宫刑的司马迁作学习榜样，目不斜视，眼不窥园，一定要把与她相处时分所读过的《左传》，重新写出来，就像失去了一条腿的人，还珍藏着记忆深处的一只鞋子。
    夜晚大面积的寂静淤积于小屋，门外偶尔有野狗嘘嘘地放两声预警，正是坐卧不宁的春前季节。
    如何把春秋的故事写的有趣，对于一个生活原本无趣的我，实在是个挑战了。鸡小拦之类的戏说，对于我想写的严谨内容的历史，显然是不适合的。写历史，非要“信、达、侃”不可，信就是准确，达就是顺畅，侃就是调侃。有了一定的调侃，写的又全是准确的史实，庶几可免乎难吧。对于想了解中国历史又无暇钻故纸堆的朋友，不妨可以读我写的东西。
    古代有所谓一种谋士，比如三国里的陈琳，他教袁绍不要邀请西凉的董卓进京来剿灭宦官，袁绍不听。果然引狼入室，董卓夺了袁绍的权柄。这些谋士，他们的真知灼见并不源于天生能掐会算，而是后天读了很多古书，参照古事，很多时势就可以预测和分析了。因为早在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的长子被废，为了夺回继承权，遂借用犬戎兵来帮忙。结果呢，犬戎趁机入侵镐京，逼得周长子失去半壁江山，也是引狼入室的教训。所以，读古可以鉴当今，知未来。总之读读历史，对今天的人，不论上班办事，部门管理，周旋人际，乃至泡妞，都是颇有裨益的。至少朋友一群围桌小坐，酒菜间引一些古代小事以调笑同座的今人今事，也是颇有一种雅趣的。以小资为己任的朋友，不可不察也。
    还有一桩。看看古人对政治筹谋、人际斗争、国际形势、权力较逐、敌军压境，是怎么思索和决策的，结果又好坏如何，无疑可以提高人的理解力和分析力，总得说是提升了人的智力。看史书，仿佛打一场场游戏，是可以提高你的智力和聪明度的。
    后来，写完《青铜时代的恐龙战争》，我赶紧准备出门干正经事去。不料得到者的鼓励，又迫我拿起狗笔，续上一段狗尾，就是《蜥蜴战争》、《鳄鱼战争》什么的。看看多不满意，就使劲改，终于越改越坏，直至潇狼技穷，从无柳暗花明。最后我又写了《蕨类战争》，把中国虚无飘渺的史前时代，以及夏商西周的浮光掠影，在纸面上鱼贯而过了。
    接下来，是《青铜时代的终结战争》，在这一本书的末尾，秦始皇已经统一中国了，分封制的青铜光泽，也在专制时代的门坎上开始暗淡下去了，而我自家身边的夜色，亦已深矣。
    写完最后一页，灯光正照在更深的我的井底一样凝滞的楼上房间，万籁哑寂，我的心情竟不知所措起来，引发得这五环郊外的野狗，也呕呕地叫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怀，踌躇于人生边缘，缭绕不散。
    我放下纸笔，拉开窗帘，看见星群的宁静和颤抖。
    从古代世界里钻出来，走上小区平台。星星幽弱的烛光，照耀着两千年后电子时代的年轻小区。小区里随处可见的是青春的片段，这个太平时代没有刀枪，几个溜滑板的家伙叫唤着风驰电掣。青春啊，总是这样乱云飞渡地突如其来，又突如其去。我不禁假装很老成地轻轻叹息：人生啊，当行路者渐渐稀少，当她在北大校园里的青青衣衫渐渐模糊，索性把旧有的青春年少交付给一片绝望而又欢快的雪中，雪花一直飘到她的江南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