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队伍转第二圈时丹增尼玛拉着马碎牛的手拖着他往游行队伍里跑。马碎牛不防备，惊慌失措、踉踉跄跄地被她拽进了那边走边舞的人群。他手脚笨拙，根本不会跳舞，挣扎着就想逃走。但丹增尼玛却一把把他拉进了怀里！她站在他背后，抓住他的两只手让他随着自己的双手摆动，还把脸搭在他的肩头，亲切地对他说：“别管手，看别人的脚步。”
    其他几个人也被六中宣传队的队员拉进了欢庆的行列。虽然大多数人都没有文艺细胞，但**接见红卫兵的喜讯让每个人都情不自禁、都有欢呼一跳的冲动。人们步子混乱、毫无章法，但激动的心情却都是一样的。
    惟独柳净瓶的笑容里藏着一丝忧虑。
    马碎牛紧张的心脏都要蹦出来了！他的两条“粗毛大骨头”的手臂被丹增尼玛温软的小手抓着摆动、他的耳边感受着丹增尼玛呵气的香甜温热，这一切使他又一次体会了瞬间过电的那种奇异感觉。那是一种如在云端的大自在感觉、那是婴儿偎在母腹吮吸乳汁的幸福感觉，这感觉让他的大脑放弃了一切杂念。他忽然明白了男女之间异性相吸的原始道理：原来**的接触是那么美妙、那么舒畅！以至于他立刻就产生了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保护亲近女性的坚定决心。——但他毕竟年青，也难免有龌龊的念头。
    “天哪！这才仅仅是拉了个手、隔着衣裳从后边把我抱了一下。要是无挂碍、全方位地接触，那、那——”正陶醉着，忽然听见柳净瓶在后边说：“这个动作我会了，你不用示范了。”顿时就像遭了雷击！他红着脸回头一看，原来是水全红正在一旁对柳净瓶示范着一个行走间的舞蹈动作。丹增尼玛也回过头看。柳净瓶两眼只看着她微微一笑，随即就转过头看着别处；这让马碎牛觉得十分心虚，仿佛是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深信柳净瓶那一声提醒并不全是针对水全红的。他突然狼狈起来，脚下全乱了。丹增尼玛觉得奇怪，关切地问：“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回了一个头脚下就全乱了？”赵俊良插嘴说：“是心乱了——不怪脚。”丹增尼玛惊奇地问：“好好的你心乱什么？”马碎牛借势说：“我在考虑明天汇演的事。”说着话挣脱了丹增尼玛的双手，脱离了游行队伍，站到一边做出了一副思考状。但事不凑巧，恰在此时，游行队伍开始休息了，丹增尼玛飘然而至到了他身边；更可气的是，他那些信誓旦旦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却一个比一个躲得远！马碎牛顿时就有一种当街**的感觉。
    张木军来了，说他有事要和丹增尼玛商量，两人就匆忙走了。临走前，丹增尼玛恋恋不舍地对马碎牛说：“你们今晚就住在我们学院，游行结束后我就去安排你们的住处。”她对着大家微微一笑，又转过头去热切地看着马碎牛说：“今晚我想和你聊聊我的家乡。”还没等马碎牛拒绝，她已经嫣然一笑、弯着腰行了个“藏礼”跟着张木军走了。
    周围突然安静下来。
    “今晚我想和你聊聊我的家乡。”赵俊良绷紧了脸重复道。大家忍不住都笑了起来。看到马碎牛苦着脸的狼狈像，笑声就更响了。
    只有柳净瓶笑的很勉强。
    “说话是君子，想话是孙子！”马碎牛恨恨地骂了一句。
    水全红看到他们发笑有些莫名其妙，他动情地说：“想不到你们全来了。”
    水平笑吟吟地对他说：“马司令命令我们每个人都要来为你助威，还威胁说，谁要不来，就开除出‘工学联盟’红卫兵呢！你的面子可真大。”水全红平静地看了马碎牛一眼，却不言语。
    马碎牛说：“战斗队是胳膊，农耕队和中药队是两条腿，但文艺宣传队是咱的脸面——脸上有事，咱能不来？”他问水全红：“这几天咋样？”水全红动情地说：“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宣传队的水平整整上了一个台阶！这全靠丹增尼玛。我从没有见过世上有这么好的人。她们出钱出人地帮助我们，把他们宣传队最好的歌舞专家都请来给我们作示范，还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表演给我们看，直到我们完全领会为止。他们还特意成立了一个节目创作班子，每天晚上都和我们一起研究和修改新编的歌舞节目，对我们唱歌的姿势和舞蹈动作的连贯都提出了极好的建议。他们的无私精神真让人感动------”水全红感动的说不下去了。马碎牛接着问道：“还有呢？”“没有了。”水全红不想再说了。他含糊地说了句“我还有事”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马碎牛看着他的背影说：“这也是一个怪怂。”
    直到分手，马碎牛始终都没有勇气坦然地看一眼柳净瓶。
    天不亮赵俊良就起床了。
    他昨晚是住在叔叔家的。叔叔家的情况糟透了。
    叔叔是特级语文教师。这几乎和走资派一样，都是天然的运动对象。事实上运动刚开始，赵俊良的叔叔在由走资派大军组成的这付多米诺骨牌尚未被完全推倒之前就被揪出来了。他的罪名是宣传和赞扬封资修腐朽没落的文化，以文化课冲击大批判和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运动中从不发言。有一个学生还揭发说，亲耳听见他说过：“我的黄疸性肝炎是饿出来的。”于是就多了一条罪状：“配合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政策、污蔑我国的粮食配给制度。”批斗会已经上过多次了，至今人还关在四中的牛棚里，不能回家、不能探视。婶婶说到这些直流眼泪。自叔叔被关进牛棚后，婶婶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前几天去医院看病，医生说她肺上有一小片阴影，“可能不大好”，建议她动手术。她惦记着叔叔，开了些药就回来了。让赵俊良担心的是，她得的是肺病，却并不咳嗽；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叔叔的一儿一女也受到了父亲的拖累。已经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是所谓黑五类子弟，在学校抬不起头，于是就在家里下工夫背**语录。昨晚赵俊良进家门时，他已经背到第一百三十页了。看到赵俊良进门，也只是淡淡地叫了一声“哥”，就又埋头去背语录了。他希望靠语录来出奇制胜、来寻找出路、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叔叔的女儿回姥姥家住去了，据说那里的农村小学还没有完全停课------
    赵俊良心情沉重地听着婶婶诉说，他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晚上躺在床上他也睡不着，他总在问自己：“有罪和无罪难道可以取决于职务和职业吗？判定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准，难道可以把偶然出错的一个字或者是一句话作为证据吗？历史上犯过错误并且已经受到了惩罚的人，难道就要把这个污点背一辈子吗？难道十几岁的学生也因为出身不同或是父母的职业关系就可以一刀切地分为革命的接班人和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黑五类吗？叔叔不反党、不反对社会主义，他只想教书育人。但他现在是罪人、是阶级敌人。王应臣老师因为违反了教育部规定，不但受到了发配原籍任教的惩罚，而且在这次运动中难以幸免地成了批斗会上遭人唾骂的强奸犯。张富生仅仅因为父亲的愚蠢过失就打上了“富农子女”的烙印、因而就必须站着听课。这一切难道都是正确的吗？儿子被老子株连、下级领导被上级领导株连，昨天的历史决定了今天的命运，偶然的失误就永无翻身之日，这一切的一切难道真是正确的吗？------
    赵俊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一个危险的结论时时蹿进他的脑海，他就执拗地一次又一次地摆脱这个这个令人战栗的推论。但它是那样顽强，电影片段似的反复闪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在脑海中停留的时间长。
    “也许------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错误？！”
    赵俊良打了一连串的冷颤，他不敢往下想了。他强迫自己改变思路，去认真推测明天汇演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是啊，每天都有意外——以及应对的措施。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心情平静了，就对自己说睡觉吧。
    他开始顽强地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