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觏出身寒微，少年贫困，成年之后，两次应试，皆不中第，故“家贫亲老，弗获禄仕”，“饥寒病瘁，日就颠仆”，而为“江南贱夫”，“南城小草民”，他一生在贫病交加的困苦中挣扎。晚年，虽困胡瑗有病请假回家，李觏被推为太学直讲权同管勾太学，不久便因病请辞，同年八月卒于家中。由于李觏家族不贵，官位不高，而不为权贵所重，事迹不显。
    然而，李觏一生志大意坚，勤奋好学，积极进取，关心国家，康国济民，著书立说，锐意改革，故为弟子所尊，学者所重。他的著作在明、清时代，便被人编成文集，予以刊行。但也许因为李觏不喜欢孟子，而为正统儒家所抑，而没有给予其应有的思想评价、学术地位。亦由于其社会批判思想，医国救民的社会改革理论，不屈不挠的奋发精神，名重一世的道德文章，而为后世学者推崇、评论、赞扬。现择其要者，作简略叙述。
    第一，道德文章，卓绝一世。
    后世学者们在评价李觏时，都一直肯定他的道德文章，为人品格，高尚风骨。称赞其人是“经明行修，道德沈纯”，“其实如秋，其受如海，外示舒发，中以直正”，“立心高古，履行修整，竭力养亲，雅高恬退”；称赞其学为“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学通《五经》，尤长于《礼》。以文辞自立，其言大而正”，“文得自经中，皆自大处起议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称赞其功为“如天焉，无不覆，如地焉，无不载。天地以万物遂成为功，先生以四海咸若为功。用则任公卿，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学者。后之览其遗书，则如其所以然”。总而言之是：“李泰伯先生道德文章，卓绝一世，且多所著作，学者皆斗山仰之，盖屹然为宋代儒宗”。“一代之名儒，后学之师表，不但如古所谓乡先生而已。”就是说，其“立德，立功，立言”均为“三不朽”也。清代学者陆瑶林在《李泰伯先生文集原序》中说：“世之所称不朽者，自事功而外，道德文章其上焉者。若夫盛德可师，名文范世，俾千载下想见其为人，足以倾动名流，醉心雅彦，真所谓俟百世而不惑者也。执鞭欣慕，实获我心。李泰伯先生。”第二、儒学正宗，理学之先。在清代以降的许多学者看来，李觏的思想理论，上承尧、舜、禹、文、武、周、孔、孟儒学道统真传，下启周、程、张、朱理学之先，而独树一帜、独成一家之学。如果深究李觏之学和宋儒为学之绪，则李觏之学乃宋学之绪，为周、程、张、朱理学的先导，正是由于李觏及“宋初三先生”之力为先，才使周、程、张、朱之学于后为盛。如说：“尧、舜以来，道统在君相，孔、孟以后，道统在师儒。有宋道学之兴，濂、洛、关、闽抑盛矣。然皆互相师友，渊源一脉。若夫上总孔、孟之学，下开濂、洛、关、闽之传，前无所师，后无所友，则唐昌黎子外，其吾乡泰伯先生乎！予尝谓传道学者孟子而后惟昌黎，昌黎以后惟泰伯，泰伯以后，名贤继起，代不乏人，则皆昌黎与泰伯绵延一线之功也。”李觏的后世孙李来泰，在《泰伯公文集原叙》中说：“孔、孟不作而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之复明于宋者，宋君相崇儒之效也。有宋之治不臻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隆者，宗君相任儒之不专也。夫儒者，代不乏人，而明道之儒，唯宋独盛，周、程、张、朱，其最著矣。然学问渊源，递相师祖，如家泰伯生于宋真宗之末年，是时理学尚未繁兴，公菰芦中一韦素耳，将伯无助，独挺然倡绝学于东南，其于干禄应制之文，屏弃弗习，一以《六经》四子为宗，阐析微义，股肱大道。予以为自唐迄宋，接孔、孟之派者，实维家泰伯。”陆瑶林亦说：“李泰伯先生先于周、程、张、朱数十年，尝与范希文诸先辈上下议论，畅发乎尧舜以来相传之旨，于是理学大明，儒风蔚起，识者谓濂、闽、关、洛之学，皆先生有以启其绪焉。其所以羽翼圣经，匡扶世教，岂浅鲜哉！”我们从上述学者所论李觏的思想中，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李觏的思想是上承儒家道统之正学，下启宋代理学之先河，对周、程、张、朱的濂、洛、关、闽之学，有直接影响，并为其思想渊源。我们已经讲过，宋代学风之变、学术之盛，与李觏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有密切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李觏亦是开宋学之端者，可谓理学之先导。
    第三，提倡改革，谋功用世。
    李觏一生虽未居于世官之位，但却并非不议其政。他从医国救民、康国济民之意出发，而疾斥弊政、关心民命，故力倡改革，谋功用世。对此，后世学者，亦有所论。近世学者，尤重此论。前已所述，胡适在1922年所著的《记李觏的学说》就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大思想家”，“是王安石的先导”，“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李觏在王安石“新法一派人的眼里，确是一个前辈的大师。”陈钟凡在《两宋思想述评》中说，“综观其（按指李觏）说，以礼制为治国之大径，富强为行政之埻的，吾国儒先，自孟子以言利为非，董仲舒以谋利计功为戒，直到李氏，始起而昌言矫正之。不可谓非政治上一大进步也。”当然亦有认为：“李觏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对许多古代的措施有很高的评价，因此希望能把它们复活。”“李觏所作的另外一些建议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如果他对他所处时代里的一些价值感到不满，那是因为他对社会里的新发展感到不安，而他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还有近年一些学者对李觏颇有所论。
    综观各家所论，尤其细观李觏所著所论，我认为，李觏是一个积极提倡改革的改革家，而不是一个向后看的“保守主义者”；是一个注重现实、关心时政、关怀民命的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对现实的弊政不满，深感不安，是以“通变救弊之术”来解决的，而不是“总是回头向传统寻求答案”的。我们应当承认，李觏常常援引古典著作，尤以《周礼》为据，以井田言平土均田等，但其思想主旨是以古喻今，以古非今，以古为据，古为今用，并不是为复古而引古，为保守而怀旧。针对宋代之弊，包括王安石在内的改革家都引《周礼》，言井田，抑兼并等，这正是当时历史现实所致、所需，并不是李觏一人复古、保守所需、所求。据此，我对谢善元的所据、所论，不敢苟同。我想如果读者全观我这本拙著的上述全部文字，尤其是细研李觏的全部著作，则会确定地认识到他是一位积极进取、注重事功的改革家，并为他的道德、精神、事功、言行所感动，对之发出由衷的钦佩。
    当然，亦应该看到，由于李觏一生的不得志、不得意，加之社会的种种积弊、重重矛盾，他想谋政而不居位、想救民而无能力，这就使他始终处于内忧外患和积贫积弱的社会环境中，在这种重重的社会矛盾中，亦造就了他的种种思想矛盾，并使他的改革思想主张不可能实现，而且有空想性、虚幻性，但这不是李觏一人的特殊性，而是历史上此类改革家的共同性。平心而论，李觏的思想，确实有许多珍品，值得吸取、借鉴，我们对之应当具体分析，摒弃糟粕，弘扬精华，珍惜这一部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