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对数字向来存有亲切和好感，或许还太亲切了一点，像从前的大家乐和现在仍然流行的六合彩，那些人简直就想靠数字翻身，只要心中有数字，就处处是数字，梦里也想着这些数字。我们始终无法确定，当大家乐最盛行的时候，有没有人连跟老伴做爱的时侯，也可从姿势里激发数字的灵感，如果你仅能由此联想到什么“69”、“44”，那保证杠龟；事实上，在神秘的古代性文化里，也有一套有趣的“性数字”理论。
    这套与性有关的数字系统里，“9”被认做是最神奇的数字，许多解释宇宙、人生、摄神养身的观念都是以“9”做为基础。而奇数通常都被认为男性有关，偶数则指涉女性能源。此外，“l” 、“3” 、“7”和刚才提到的“9”是较重要的数字，这些数字互乘后得到的另一组数字，就是性学文化里认定的神奇数字组，其中“21”、“49”、“63”和“81”更是重要。
    提到“9”这个数字，中国人大概会脱口而出“九九重阳节” ，这只证明你的中文造诣还不错。古代埃及宗教的九神，则是由三个一组共三组的神结合而成，最典型的一组概念就是父——母——子三神了。当代欧洲人表演魔术时，也会利用三或九个一组的概念，
    心理学家乔治-古德杰夫干脆发明了一个圆圈里有九个角的图形、再藉这九个角介绍人格的九种基本型态。“9”的神奇效应在印度教义和中国道家学派里，也经常看得到。七乘以九等于六十三，就是灵性合一的象征数字，这是道家的说法。“易经”里的第六十三卦“既济”，也同样就是“功业完成”的意思。当男女合一，高氵朝已过，天地和谐，而且万物欣欣向荣。在卦象里，这一卦是代表水的“坎”和代表火的“离”结合而成，也就是三条断线和三条直线相间，难怪中国人常把高峰经验称为“水火相容”。另一个解释是“水在水应该在的地方，火在火应该在的地方，彼此相问互容，就称为和谐。”男情女爱也同样放在这个架构里理解，当高氵朝经验过后，男女方的质素应各自处在自然和谐的状态里，如果这时有任何足以破坏和谐的动作或外力侵入，就须特别留意。
    中国的性学书籍里一直提到一套古法，九九相乘得到八十一，这是个阳刚的数字。但是古代的皇帝却曾为这种说法吃尽苦头，由于天子皇帝在古代被视作龙的化身，在那方面自然要表现得精进矫健。体贴的侍臣每晚要为他安排九名嫔妃，每位都要有御宠，这样皇帝的身体才算健康，以后才会生下健康聪明的皇子。如果那一夜皇帝表现得太过力不从心，侧在宫门外的家臣宦官必然相传：“皇上身子不行了。”消息传出皇宫，久藏叛心的藩镇将军哈哈大笑，策划谋变，忠心的部属立刻举兵勤王，还要派人往仙山蓬莱寻访壮阳药。这时，皇帝才刚睡过头晚起，正在更衣梳洗，物色晚上的嫔妃呢。有那一个朝代是这样被“干”掉的，还要有劳历史学家考究，这才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恐怕这些皇帝只会落得“荒淫无度”的丑名。
    爱滋病与性文化
    人们常用他们无法征服、治愈的病症来做时代标志，因此，从七十年代至今就极为可能在历史上标志为“爱滋病年代”。六月间举行的第二届国际爱滋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又再度揭示爱滋病传染的严重和恐怖，这无疑是前个世纪“黑死病”记忆的重演。
    从疾病史里，我们往往读到霍乱、黑死病、黄热病、结核、鼠疫的袭击，而像托玛斯曼的“魂断威尼斯” 、“浮士德医生”剧本、狄福的“瘟疫年代日志” 、卡缪的“瘟疫”，却为这些传染疾病留下了浪漫化的文学联想。但爱滋病却完全浪漫不起来，“爱滋病年代”已经让我们的性爱态度、身体观、甚至文化价值观等，都起了发酵般的转变。
    美国著名的文化评论家苏珊-宋坦说：“爱滋病对现代人的疾病医疗态度、性爱观和对灾祸的看法，标志了一个转折点。”过去医药的进步使得大多数性传染病都不再可怕，也间接促成了70年代时达到鼎盛的“性爱即游戏”观，更像是一场无须负责的性冒险。但从七十年代起接棒的“爱滋病时代”，首先遭受冲击的就是性爱观念，使泛滥的“性冒险”观大为收敛，“性”不再只是和谁发生关系而已，而更像是一条从过去传过来的链子，你的性伴侣过去所有的性关系都可能影响到你。
    爱滋病不仅使人们用道德的观点来看待性爱，也添旺了“个人主义”的烈焰，例如在美国典型的助人行为“输血”效果已经大打折扣，很多美国人不敢接受来路不明的输血。所以，苏珊-宋坦又说：“害怕癌症让我们畏惧污染的环境，而爱滋病焦虑却使我们惧怕污染的人。”
    苏珊-宋坦也认为，1981年前美国人的性行为，将被中产阶级视为失去的纯真岁月。当然，这种“纯真”其实只是“放纵”的装饰品而已。像美国这样高度消费的社会，所有人的生活目标是“花钱买需要”，美其名这就是自由精神，但爱滋病却使美国人的自由和消费生活不得不自动设限，这简直就动摇国本了。
    苏珊-宋妲又说：“了解消费的意义，和通过消费来表达自我的这种附加价值后，对某些人而言，性爱怎么不会只是一种消费者的选择，一个表现自由、无拘无束、突破限制的活动呢？而男同性恋次文化、一种纯享乐、无风险的性文化的形成，也无可避免的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复制品。爱滋病年代的降临，却无可回复地改变了这一切。”
    而从六十年代以来的性发展史来看，历经“性过渡”、“性摸索”和“性膨胀”阶段，我们现在应该是进入“性萧条”的早期阶段。有些保守主义学者常会从“性道德的回归”来观察这股趋势，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消费主义社会的本质来了解笼罩爱滋病阴影的时代，也许会较清楚最近“性消费文化”工业的一些转变，以前直接的、发生身体接触的性消费工业面临了冲击，但这股需要却促成另一套间接的、替代性的性消费行业。
    这股新兴的性消费行业，例如，人们在电话里制造类似滥交的情境，却不用真枪实弹交换体液；各种精致的自慰用具简直巧夺天工；在日本，还出现了购买某名女性资料的自动贩卖机。连电脑业也逃不过爱滋病毒的联想，警告使用者开机前“一定要先了解碟片的来源”，同时“不要与别人分享你的碟片”。
    事实上，对抗爱滋病的战争也是通过“消费社会”的模式在进行，我们都看到各种教你使用保险套的广告，从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如此多量而公开地拿性爱做题目，但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性”观念转变的趋势，正在重塑人类的生活文化和价值观。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