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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以及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先生，都是在他家弄堂口，中间相距２０余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文人常谓“缘悭一面”，我倒是见了丰先生许多面，回想起来，缘分还真不浅。
５０年代初，我在上海刚进初小。一天，我爬上窗台“望野眼”上海俗语“东张西望”之意，看到斜对马路“梵尔顿花园”后改名“长乐村”弄堂口走出来三四个人，家父叫我看其中一个长者，说：“那个留长须的就是有名的漫画家丰子恺先生。”当时丰先生年近花甲，腰板硬朗，风神清雅。过后，家父取出几幅丰先生的作品给我看，一边赞道：“寥寥数笔，非常传神，充满生活情趣”由丰子恺插图，他儿子丰华瞻教授翻译的《格林童话》，是我读的第一本童话书。从此我认识了画家丰子恺。
家父给我的第一本习字帖，封面就是丰子恺的笔墨，里面关于运笔技法的说明也是他所写的。他的画，他的字，风格独特，容易辨认。后来经过书摊，发现坊间各种字帖大多是由他编辑。从此我认识了书法家丰子恺。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逐步又认识了音乐家丰子恺、文学家丰子恺、翻译家丰子恺和宗教家丰子恺。
丰子恺寓所二楼有个阳台间，朝南，冬暖夏凉，充他的书房。由于东南、正南、西南都有窗，上方还有天窗，他白天可以看到太阳，夜晚可以看到月亮，故而把书房取名为“日月楼”。欣喜之余并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之句。谁知杭州耆宿马一浮听说后，也吟一句凑成一副对联送给他：“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将那副对联一直挂在书房里，希望好光景如同日月一般久长。起初几年还真可以，有好几次“十一”庆典时，我在我家窗前看见丰子恺胸前佩着红丝带，精神矍铄地站在弄堂口，等汽车接去观礼。不料后来，各种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文化大革命”更闹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长乐村是“黑帮”指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之类集中地区，抄家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日月楼”早已名存实亡了。当时我高中刚毕业，见此情景，不免替丰先生捏一把汗。
有一天下午，大概是１９６７年初春吧，我与同学吴君打丰子恺家门前经过，忽见廊檐下有一张刺眼的大字报，凑前一看，赫然三个大字：“认罪书”开头是这样写的：“本人姓丰名润，笔名子恺，男，年七十一，浙江石门湾人。”这种格式使人想起法院判决书，如今跟艺术家丰子恺联系起来，不免有点滑稽的意味。接下来历述自己的“罪状”：１９５６年发表《城中好高髻》一画恶毒讽刺党的领导和各项方针政策；１９６２年文代会发言中提到的那把剪冬青的大剪刀，是对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疯狂攻击；等等。最后用当时的俗套，自称“罪该万死”，“打倒丰子恺毛主席万岁”尽管类似的认罪书当时随处可见，但见到丰子恺的笔迹，却使我感到震动，替他难过。
我和吴君看完，生怕丰家有人出来撞见，便匆匆离去。以丰子恺写《缘缘堂随笔》和画《护生画集》那样的生花妙笔，竟用来写这种乌七八糟的认罪书，我俩一路之上感慨不已。有一个念头不时的浮上心头：丰先生的墨宝，求都求不到，何不把它揭下来收藏，日后不失为一件文物
第二天，我把这想法告诉吴君，吴君慨然表示愿意帮我把风。但我沉吟再三，认为不妥。倒不是我没有胆量；其实，在此以前，我和家兄就曾半夜三更到淮海路去，揭过上面印有北京红卫兵揪斗中央首长的大幅照片的告示，那风险无疑要大得多，我怕的是那样做会连累丰子恺。
第三天上午，阴雨刮风。我不放心，又过马路去看。只见风送斜雨打湿了“认罪书”的下半部，左上角已经脱胶，略呈下垂状。好天助我也看来我不去揭，风也是要去揭的。我在附近打了好几个来回，总觉得有人在注意我，没机会下手。看来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那天，我等待天黑的景况，形容起来，倒用得着李清照的字句：我也“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此时行人稀少，机会难得，我飞步下楼，撑着雨伞穿过马路。长乐村内暮色苍茫。走近看时不免有点忐忑。呜呼廊檐下空空如也，却不见那“认罪书”。莫非叫风给刮跑了我在邻近几家的门前找了一遍。完了，完了都怪我动作慢了一步，让风或别人捷足先登了，后来我梦中不止一次去揭那张纸。
最后一次见到丰子恺是１９７５年夏。丰子恺被几个人从弄内搀出来，扶上“黄鱼车”一种三轮运货车，显然是送去医院。多年不见，老先生已白发苍苍，显得形容憔悴。跟２０年前参加“十一”庆典的情景，形成强烈的对照，其实此时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韶光匆匆，弹指几十年过去了。“日月楼”早已易主。人来人往，景物依旧；岁月不驻，又见春风。有谁还记得这里曾经住过一位海内外闻名的艺术大师？